目前，我国民间还存在着不少确有一技之长的医药人员，他们传承或创造了疗效独特的诊疗技术，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单方验方，为一方百姓所信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曾开展了抢救民间医药的“献宝”活动。然而，大量民间医生不轻易外传技术，随着其年龄老化，一些独特的民间医药诊疗技术已经或濒临失传——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李俊德呼唤民间医药第二次“献宝”。

    《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古代医学著作，都记载着相当数量的民间验方及诊疗技术，这些民间医药学的精华已成为中医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许多医家善于学习并采用民间的医疗方法并以此成名，如扁鹊、淳于意、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都曾以民间医生的形象出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是总结和运用民间验方及诊疗技术最有成就的医家之一，他著名的攻邪论和汗、吐、下三法是民间医药学的理论与治法的总结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科研的许多成果也是源于这些著作中记载的民间验方及诊疗技术，丰富多彩的民间验方及诊疗技术或有文字记载，或以技艺相传，因其简便、有效为广大群众喜闻乐用。

    简便验廉，重在祛邪
    历史上运用民间验方及诊疗技术最多的是铃医，他们都是周游四方的民间医生。他们治病有三个特点；一是廉，药物不取贵重之品；二是验，下咽即能去病； 三是便，山林偏僻之处仓促即有。民间医药学重视攻邪治病。张子和的“汗、吐、下”三法、铃医的“顶、串、截”三招、吴师机的“拔截”等，皆着眼于早治速治，截断病机传变，祛邪外出。他们所用之药大多为祛风散寒、舒筋活络、峻下攻逐、消积除痞、芳香走窜以及大热大寒诸般猛毒之药，故能奏效甚捷。民间医药学有“简、便、验、廉”的特点。“简”即所用药物味数较少，或方法简单，如推拿疗法仅凭手法便可进行治疗或保健；“便”即取材方便，多为身边容易寻找之物；“验”即针对性强，对某些疾病效果较好，故有“偏方、秘方治大病”之说；“廉”即经济省钱，花费较小。

    疗法丰富，长于外治
    种类繁多、五彩缤纷的具体疗法是民间医药学的精华。药物疗法包括中草药、矿物质和用蔬菜、水果、醋蛋、茶、酒、葱、姜、蒜等进行食疗、食补或食养等食物疗法，由此组成不计其数的验方、秘方、土方、单方。民间医生所用方药，或得之古书，或得之家传师授，或得之自己的临床经验。其方则药味简单，甚或单行，亦无君、臣、佐、使诸理可寻，大旨求验为要。非药物疗法中，既有自成体系汇融于正统中医学的针法、灸法、气功(导引)、按摩、推拿、情志疗法等；也有拳操、舞蹈、音乐、热敷、薰洗、敷贴、拔罐、刮痧、割脂、刺血、放血、挤拧、捏脊、埋线、佩药、接骨、整骨等各种民间常见的疗法；还有蛇毒疗法、蚁疗、蜂疗、沙疗、泥疗、水疗等有效方法亦不断从民间涌现。民间医药学长于外治。古代医家治病多取外治法，如扁鹊治虢太子尸厥，施以针石及熨法而效；华佗亦以针法取胜，《黄帝内经》中也记载了许多外治法。古代医学这些疗法在民间医药学中得到保存并发展。这些外治法由于简单方便，取效较快，花钱少，尤其适宜于民间广大贫苦大众的医疗之用。

    发掘整理，谨防失传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间医药学的发掘与整理。如上世纪50年代，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收集民间验方的运动。上世纪60年代，各地组织“献宝”活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对民间医药的收集与整理的不断重视和深入，各地各种民间治疗经验和单、验、秘方相继印刷出版发行。但是，由于部分民间医生对于已掌握的某种医疗技术不轻易外传，或者传男不传女，这样有些独特民间医药诊疗技术已经或濒临失传，所以，深入发掘整理民间中医药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另外，国际上对中医药包括民间医药非常重视，很多发达国家的专家对于很多疑难疾病都想从中医药以及民间医药里找到有效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对民间医药的研究更应该重视。

    民间验方，服务初保
    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率，是促进卫生事业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在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多层次、多方位地搞好现有卫生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有效利用意义重大。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民间医药学的某些价值，并在失传之前把民间医药学与目前的卫生保健系统结合在一起，通过纳入民间医药学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来改变农村卫生状况落后的面貌。对无医无药或缺医少药的地方来说，民间医药学也许是他们适宜的甚至唯一的选择。民间医药学虽然粗浅，某些地方甚至荒诞，有些办法甚或有害，但仍不失为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一员，有待我们发掘、整理、研究、利用和进一步完善提高。